
1923年,张宗昌小妾生病,请来名医施今墨。施今墨刚要写药方,却突然停下。张宗昌急了:“先生快开方!”施今墨眉头紧皱:“药方好开,可这药引怕是不好找啊!”
1923年的北京,正值北洋军阀割据混战的动荡时期,市面秩序混乱,地痞恶霸横行,百姓备受欺压。彼时盘踞京津一带的奉系军阀张宗昌,行事霸道、权势滔天,在当地无人敢招惹。就在这一年,张宗昌最宠爱的姨太太突发怪病,遍请名医、多方施治均无效果,危急关头,京城名医施今墨受邀出诊,一眼看破病症根源,提笔欲开方时却突然停笔,直言药方好开,唯独一味药引极难寻觅。张宗昌心急如焚,当场放话全城之物任其取用,殊不知,这正是施今墨精心谋划的一局,只为借军阀之势,为民除去一桩祸害。
当年夏秋之际,张宗昌的爱妾突然染病,症状十分怪异。整日心神不宁、烦躁哭闹,时常胡言乱语,严重时还会四肢抽搐、浑身僵直。张宗昌对这位姨太太极为宠溺,见爱妾日渐憔悴、气息微弱,心急如焚。他当即遍请京城一众知名老中医轮番诊治,又请来各路巫婆神汉作法驱邪,耗费大量钱财,病情不仅没有好转,反而持续加重,眼看性命垂危。
就在张宗昌束手无策之际,有人向他举荐了骡马市大街坐诊的名医施今墨。彼时的施今墨医术精湛、医德高尚,在京城口碑极佳,专治各类疑难杂症。张宗昌不敢耽搁,当即派遣数名持枪士兵,专程将施今墨接到府邸问诊。
施今墨隔着纱帐为病人搭脉问诊,结合脉象与症状,很快判断出病因。这并非邪祟缠身,而是典型的肝火亢盛、痰热扰心,只需平肝熄风、镇惊安神便可对症施治。他心中笃定治法,随即提笔准备开具药方,可笔尖悬于纸上,迟迟没有落下,眉头紧紧皱起。
一旁等候的张宗昌见状心急难耐,连连催促:“先生只管开方,无论多贵的药材、多难寻的物件,我都能找来!”施今墨缓缓放下毛笔,从容说道:“大帅,此方药材寻常,极易配齐,唯独一味核心药引特殊,寻常渠道难以获取,也正因缺此药引,先前诸多诊治才收效甚微。”
张宗昌素来蛮横自负,听闻此话当即拍案许诺,北京城之内,没有他找不到的东西,让施今墨尽管直言。施今墨这才缓缓道出,所需药引为活鹰爪,学名鸢脚爪,药性温咸,专治惊风抽搐、心神不宁,是对症安神的关键。他顺势提及,近期京城街头常有一伙地痞流氓,终日架着恶鹰招摇过市、欺压路人,若能取这伙人的活鹰入药,药效最佳。
张宗昌治病心切,来不及细想其中深意,当即下令全城搜捕街头架鹰游荡的闲散人员,尽数扣押盘问,顺利收缴大量活鹰,取出鹰爪送入药房配药。短短数日,几副汤药服下,张宗昌姨太太的怪病彻底痊愈,精神状态日渐恢复。张宗昌大喜,对施今墨的医术赞不绝口,还专门下令整治市容,禁止任何人街头架鹰游荡、寻衅滋事。
直到此时,知情人才看懂了施今墨的良苦用心。此前不久,施今墨深夜出诊途中,亲眼目睹京城街头一众地痞恶霸,常年架鹰恐吓路人、欺凌老弱孩童。曾有孩童被恶鹰惊吓,当场高热惊厥、日夜呓语、心神错乱,百姓深受其害,却因这伙人抱团作恶、无人敢管,只能忍气吞声。施今墨行医救人、心怀百姓,一直想为民除害,却因自己只是一介医者,无权无势,奈何不了市井恶霸。恰逢此次机缘,他便巧用医术设局,借张宗昌的强权整治恶势力,不动声色为民拔除了盘踞街头的毒瘤。此事传开后,施今墨智勇双全、心怀苍生的美名,迅速传遍京城内外。
施今墨之所以能有这般仁心与胆识,敢于在军阀乱世之中为民出头,和他的人生阅历、家国格局密不可分。1881年,施今墨生于贵州官宦世家,家境优渥。年少时,他亲眼目睹母亲常年受病痛折磨,辗转求医却难以根治,心底早早埋下了学医济世的种子。13岁那年,他正式拜入舅父、安阳名医李可亭门下,潜心钻研岐黄之术,八年勤学苦练,熟读各类医典、精通辨证施治,20出头便能独立坐诊、救治病患,医术远超同辈。
彼时清末新政兴起,施今墨的父亲秉持传统仕途观念,执意让他弃医求学、考取功名。他被迫进入山西大学堂深造,后因成绩优异,被保送入京师政法学堂。在北京求学期间,时局动荡、革命思潮涌动,施今墨结识了黄兴等革命志士,深受家国情怀感召,毅然投身民主革命,立志从政报国、造福百姓。
民国建立后,施今墨曾出任湖南教育厅长,还协助熊希龄打理香山慈幼院,深耕教育与慈善领域。但彼时军阀混战、政局腐朽,官场风气污浊不堪,教育事业无人重视,慈善事业屡屡受阻,一腔报国之志屡屡受挫。两次入仕、两次失意,让他彻底看透乱世官场的本质,最终下定决心弃政从医,立下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的人生志向。1921年,他正式更名施今墨,取“当代墨子、兼爱济世”之意,挂牌行医,毕生专注救治平民百姓。
行医后的施今墨,始终坚守医者本心,治病救人不分贫富,还时常仗义出手、巧解民困。除了智惩街头恶霸,他还擅长巧用简易药方根治疑难杂症。曾有一位清贫教书先生,突发剧烈牙痛,半边脸颊红肿溃烂、痛得满地打滚,多方诊治无果。施今墨问诊过后,仅用一味寻常药引配伍,一剂汤药便止痛消肿、彻底根治,花费极少却疗效极佳,被百姓广为传颂。
施今墨的医术与格局,在近代中西医领域均备受认可。1925年,孙中山先生病重,他受邀参与联合会诊,与德国西医大夫共同研讨诊疗方案。虽最终无力回天,但他细致精准的辨证思路、周全稳妥的施治方案,让在场中西医专家无不敬佩。抗日战争时期,北平沦陷,众多文人医者被迫依附日伪政权,施今墨坚守民族气节,断然拒绝为日伪效力,宁可节衣缩食、清贫度日,也要暗中为抗日志士、贫苦百姓免费义诊、配送药品,坚守医者与国人的底线。
1929年,国民政府有人提出废除中医的议案,试图全盘否定传统中医药,让传承千年的中医事业濒临断绝。危急关头,施今墨挺身而出,牵头联络华北各地中医同仁,组建请愿团南下南京,当面陈情抗辩、据理力争,逐条驳斥废除中医的荒谬言论,最终成功迫使当局收回成命,保住了中医传承根基。
深知中医传承不能只靠请愿自保,必须革新发展、培育新人。1932年,施今墨自掏腰包、倾尽积蓄,创办华北国医学院。他打破传统师徒口传心授的老旧模式,创新办学理念,既开设《黄帝内经》《伤寒论》等传统中医核心课程,也增设人体解剖、生理学等现代西医学科,率先提出“中医科学化,西医中国化”的融合发展理念,为近代中西医结合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,培育出大批优秀中医人才。
新中国成立后,中医药事业迎来新生,施今墨备受鼓舞,全身心投入中医建设事业。1953年,周恩来总理专门接见他,长时间座谈探讨中医医院、中医院校建设与中医药传承发展事宜。深受感动的施今墨,当夜彻夜难眠,随后无偿向国家献出治疗慢性痢疾、胃溃疡、肝脾肿大等十种疑难病症的独家验方。此后多年,他累计公开献出百余首实用方剂,其中研发的气管炎丸、神经衰弱丸等中成药,疗效确切、适用性广,至今仍在全国广泛应用,造福无数民众。他还多次为周恩来总理诊病问诊,积极建言献策,助力中医药规范化、科学化发展。
1969年,88岁的施今墨年迈病重,自知时日无多。即便卧病在床、无力执笔,他依旧心系中医发展与国家建设,口述整理出中医改革发展的详细建议,托人呈报给毛主席与周总理。临终前,他拼尽最后气力写下四句遗言:“大恩不言报,大德不可忘;取信两君子,生死有余光。”
参考资料
[1]《施今墨传》,人民卫生出版社
[2]《京城四大名医》,团结出版社
[3]《中国近代中医药发展史》实盘10倍杠杆平台,中国中医药出版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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